、想跳，连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

那次检查以后，我邀请疾控中心的主任来“活动中心”看看。或许那个时候，我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要做点什么了，只是自己还不清楚。

我们简陋的活动中心让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惊讶。这个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老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而这个电视，也是用了两年之后，我才舍得卖掉，一共卖了二十五块钱。

主任建议我可以给“同志”作艾滋检测。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检测，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觉。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仍让我花了两天收拾了厨房，我把厨房打扫得干净透亮，一丁点油烟味都没有。又花五块钱买来一大块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杂物盖好、隔开。这就是后来接待过近千人的检测室。虽然空间小，我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同志”，是一位从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会回宿舍睡觉。自从知道了我这里，下夜班都不睡觉了，从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这里玩。

那天夜里九点多，只剩下我们俩。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做艾滋检测的，要不要做一个？”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当我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五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我的眼泪当时就夺眶而出。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他不仅发现感染了艾滋，同时还发现了性病。那时他不愿回宿舍，害怕传染，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他的认知中，我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我没想到的是，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