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艾色变”，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种意义上的“亲人”，他们时不时会温暖我。

我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李大爷。老人退休后生活条件不错，也挺乐观，喜欢年轻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带状疱疹，身上老是痒。一个小伙子对他说，“去楼上做个检测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这简称“楼上”。

李大爷检测后，果然是阳性。喜欢旅游、经常参加夕阳红团的李大爷，发生过不少次没有防护的性行为，他自己根本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挺犹豫的，毕竟老人年纪太大了，还要服药吗？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爷的意见，大爷说他相信我，我让他服药的话，他就服药。

老人当时cd4特别低，我跟医生商量，先预防机会性感染。于是老人开始服用复方新诺明。

在得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后，在经费的支持下，我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逐步得到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支持后，检测目标群体也扩大到监狱人群和药物滥用人群。

一位从日本打工回来、从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这件事，甚至发病后不吃不喝，连母亲劝她也听不进去，饿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状态已经崩溃了，让女孩的母亲带她来办公室。女孩说什么都不肯，连门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孩发病。为了让女孩能服上药，我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个月后，女孩终于同意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就在我们还在收拾新办公室时，这一次的隔壁大叔来“串门”了。他看着我们墙上粘贴着的、做艾滋检测和服务的照片后，竟然没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们真伟大。”

我从没觉得自己伟大，我不过就是这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