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处剐蹭留下的半片带血粗布，还有从死者怀中找到的半张写着与木匠结账的单据。

这三样证物便被林圩认定是老木匠杀人的铁证。

但老木匠一直不认罪，加上证据并不充足，报上去后也是要求重审，这案子便拖住了。

斧头谁家都有，如何断定作案用的斧头是老木匠的？而那半片带血迹的粗布，贾川仔细看了看，绝不是剐蹭时遗留下来的，边角实在太整齐，最此地无银的便是那张单据，拢共没几个工钱，哪里用得着主家开单据？

老木匠也说干完活，领了工钱便走了，就算有记帐，也是死者家里账房自己记帐，可王家仅是个布商，铺子里倒是有账房，家里只有两名干粗活的下人，何来账房？

老木匠跟贾川哭诉：“他们非说我贪图他家钱财，我都不知道他们家钞银放在何处，我杀人之后岂不是白白担了罪名？后来又说我不甘心少给我工钱，我说一文不差，何来的少给？”

更可疑的是，尸体发现的时候是在后院的井台边上，有没有拖拽混迹？头部被砸，必定鲜血四溅，可有在别处发现血迹？案发第一现场就在后院还是在别处？

卷宗中没有写。

所以贾川要去一趟死者家中。

……

死者王文元三十八岁，与妻子共同居住在城西，二人育有一女，已出嫁。

贾川带着自己的警卫队骑着驴到了死者家中，没有骑马是为了显得低调些，城中骑马的人着实不多，上下班为了保命骑一骑也就罢了，工作时间，又带着这么多人，莫要吓坏了苦主才是。

接待他的是死者的妻子邹氏。

邹氏说案发时她家女儿正好刚生产完，她去了女儿家中探望，在女儿家中住了三日，案发当日并不在家。

家中发现尸体的两名下人虽在王家多年，但因皆为男性，邹氏寡居不宜留在家中，便在案发后打发走了，又重新添置了两位年长些的妇人相伴，平日里负责打扫和饭食。

“案发后你可有发现家中少了钞银？”贾川问。

邹氏抹泪摇头。

贾川又问：“家中生意可还在做？”

邹氏点头，说：“在做，夫家侄儿在打理，我这里也没什么用度，按月交给我些钞银，也算是进项，等我死后，家里这些都留给女儿，生意铺子便留给侄儿了。”

“为何不将生意交给女婿打理？”

邹氏无奈的摇了摇头说：

“我夫妻二人只得一女，生意也是用婆家分家得来的钱做起来的，按理说生意交给女婿打理也可，但……他们王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