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后者他知道，县里不少村子是整村的隐户，托庇在某个地方豪强之类的人物名下。自己名下。也有少量的隐户。

问题的根结，就在这大明的税赋制度上！熊卜佑毫不客气的指出其种种弊端。

他先从大量的“诡寄”“隐田”开始谈，大地主们用种种手段逃避赋税，从而使得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加重了赋税负担。而且大户勾结官府，贿赂胥吏。种种违法行为无人纠正，小民不但无法少交颗粒，还被强行用各种手段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制。”土地集中，赋役不均，农民不是逃亡就是投寄他人名下。“……弘治年间，大明的户数，就比洪武年间少了150万，口数少了700多万。论及现在，更不堪了！”熊卜佑侃侃而谈。“这清理田亩，均平税赋已经是不得不办的燃眉之急了！若再是一味的‘安静’，百姓们最终不外乎是强者为寇，弱者陷沟渠！”熊卜佑话锋一转，“刘先生在大陆上故旧甚多，邸抄也看得。如今天下的局势到底如何，总比我们更清楚。”

熊卜佑的材料都是现成的，要事实有事实，要数据有数据，和传统士子空谈“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之类的感性套话完全不同。春节过后的社会调查使得穿越集团掌握了大量的本地数据。为了应对类似今天的局面。资料部门早就把资料库里所有掌握的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资料进行了一番总结归纳，写了长篇报告给领导小组阅读，现在领导小组里的每个人都算得上是半个明代赋役制度的专家了。

果然，刘大霖被说得哑口无言。他虽然对临高的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相当了解，但这也仅仅是了解而已――他的学问不在这些经济之学上。熊卜佑的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引经据典，让他心生钦佩之情。

不过，这也让他很是疑惑。澳洲人自称是宋人后裔，流落海外数百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对大明的事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