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的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的石泉书院、霍韬创建的四峰书院。四书院因方、湛、霍的倡学而大盛，这段时期广东名士辈出，四书院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广东士大夫一个重要的讲游之所。清代刘子秀评价到：“当湛子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方献夫的《西樵遗稿》中记载了他与湛若水、霍韬二人在西樵切磋的情形：“三院鼎峙，予三人常往来，讲学期间，藏修十余年。”王阳明致信湛若水时称：“叔贤（方献夫）志节远出流俗，渭先（霍韬）虽未久处，一见知为忠信之士，乃闻不时一相见，何耶？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容易失却此大机会，是使后人而复惜后人也！”可见王阳明对三人的论学期待之高，希望他们珍惜机会，时时相聚，为后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话。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理学大家、仕途显赫。湛若水历任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创立了理学的“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并称为“王湛之学”。而霍韬与方献夫、梁储，同称为明代南海县的“三阁老”。

有明一代，广东官私书院总共超过二百九十所，远超唐宋元三代之和，南海县就有十八所。虽然受明代政治斗争的牵连，全国各地的私办书院在嘉靖、万历两朝都受到禁毁，广东书院在天启、崇祯两朝书院数量已经回落，讲学之风式微，但书院存在的意义便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预备队，同时还承担着民众和整个社会起到潜移默化、化民导俗、推行封建伦理的作用。书院的学规、规条、章程甚至连书院的楹联、碑刻、匾额都透射出某种价值意义和教化作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徒和民众，对他们的人格、品德以及性情产生重大的影响。嘉靖初年，广东提学使魏校把广州府观音阁、悟性寺、迎真观、天竺寺和仁皇寺改为濂溪、伊川、明道、崇正、晦庵五所书院，并祀奉周敦颐、程颐、程颢和朱熹，书院的祭祀活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