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商税才不过几两银子。上海县虽富也不至于能点石成金。

温体仁却知道这不是什么虚妄之言。海贸的利润之高，他有所耳闻。尤其是这几年招商船行以上海为基地，悄悄地和日本、朝鲜做生意，参股的江南缙绅无不赚得盆满钵满。温家虽然没有直接入股，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丝供应商之一，每年只是卖生丝就就能净得数千两。若是朝廷在上海开埠，依照当初月港事例每年东西洋一百一十引的制度发放船引，再按照郑芝龙在安平收取“牌饷”每船两千两计算，二十万两是手到擒来之事。

不知这上书之人是谁？温体仁暗暗诧异。通政司送来的所有奏章他都看过引黄，大概知道内容，最近这一年多来就没有人上书谈过开埠设关之事。

皇帝久居深宫之中，连京师都没有出过，显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么是谁上书的呢？温体仁立刻想到了太监。

太监的贪婪异乎寻常，且万历年间就有派遣太监去各地税关担任税监之事，皇帝莫非是受了太监的蛊惑才想起了此事？

但是眼下的江南海贸利益，多在江南士绅手中。朝廷要在上海开埠设关，侵夺他们的权宜，不啻于虎口夺食。

虽说他已经有心要整治复社，在上海设关大可借此掐断他们的财源。但他可不愿与江南缙绅为敌。何况太监们谋划此事，亦未与自己通气――他倒不反对太监借此敛财，但是白白的送一个好处给他们，他也没这个兴趣。

当即他轻轻咳嗽一声，道：“开埠固然能增国家之收成。只是上海县不甚妥当。”他提醒道，“上海乃是南直大县，距南京不过数百里，快马朝发夕至，又扼长江入海要道，乃海防重镇。沿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难关防，不宜开埠行商。”

上海的海贸各种优势在17世纪的官员们看来，正是最大的劣势。温体仁如此一说，阁僚们纷纷表示赞成。

温体仁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皇帝闻言一时间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