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治理好天下，首在于人主之仁德，次在于用人，再次在于制度，这些关乎人心向背，天命所归，乃道之所在，至于其他皆为术也。”

章越摇头道：“吕公，余并不这么看。”

“重道轻术，乃当今儒学之病也。论治国理政，天子不去问宰相；论经济平准，宰相不去问商人；论军事打仗，经略使不去问武将。”

“身在其位者，不问事实，却好生臆断，一切出自己意，政由自己。熙宁时，舒国公变法之弊不在于此吗？”

吕公著闻言呷了一口茶。

中国的哲学有一个问题，在方法论上，过于重视演绎法，而不重视归纳法。

如天下万事万物，都拿一个固定的公式往里面套，就比如阴阳五行。

我们都没想万一道理是错的怎么办？那么你所有的研究不是都掉到坑里了吗？

王安石见识极高，但也有此毛病。

变法上认为是执行有问题，不是自己方法有问题。而他所编的字说与变法问题一模一样，他强行认为有‘一字一义’的道理，故而就有了‘波为水之皮，滑为水之骨’‘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的笑话。

虽说此书确有新意，但孜孜不倦于穿凿附会，见识也就停留在这里了。

这就是只重视演绎法，不重视归纳法的弊病。归纳法就是从事物的异同中，总结出道理来。

吕公著听了章越所言归纳法和演绎法不由觉得耳目一新道：“丞相，恐怕又要提‘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了吧。”

章越道：“以演绎法用于术，再以归纳法用于道，这才是明体达用。”

“其实我们过于讲究于道，却不知勤于术也是道。就比如天资极高的人，却看不起努力用功的人，殊不知努力用功同样也是‘天资’。”

吕公著道：“丞相所言确合乎道理，但陛下与丞相，都无真正与西夏议和之决心，那么让吕某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