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方多是山地，他们认为应该同样减免。

朱由检听着他们吵吵嚷嚷，问首辅道：

“韩学士，你认为北方和南方的土地，每年纳粮多少合适呢？”

韩爌是山西人，当然是倾向北方少纳粮的，闻言顿时说道：

“陛下曾统计北方平均亩产大约两石，南方两石六斗。”

“臣以为北方的十一税，应定在二斗为宜，平均不超过此数。”

“南方的十一税，平均不超过二斗六升，如同苏州一般，按上中下田定为三斗、二斗五升、二斗。”

这显然让南方官员不满，李长庚道：

“苏州大多是官田，所以重赋。”

“南方其他地方，怎么能像苏州一样征收呢？”

“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苏州多有没官田，所以赋税重。其他地方的赋税，应该像国初那样定为苏州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

太府寺卿董应举也说道：

“《旧唐书》曰：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

“若是参考唐朝的两税法实行一税制，上田应该征收一斗一升、下田则是七升。”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朝堂大臣按照出身籍贯，对此激烈争论。

此时朱由检只能庆幸，苏松江浙人不准任户部官的规定一直在严格执行，否则苏松的人在朝堂上，会和其他人吵翻天。

最终，韩爌跳出来和稀泥道：

“臣以为除了苏松二地和官田之外，南方其他民田平均赋税可降至二斗。”

“北方则降至一斗五升，临近边塞的降为一斗，塞外苦寒之地降为五升。”

“如此国用可足，百姓负担也轻。”

南方官员对此仍有不满，朱由检则问他道：

“这样国用可足吗？”

“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