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早已占据了这个位置，地位也被皇帝和臣民公认。

他能做的，只是在皇帝和刘宗周确立的礼乐制度上小修小补，被皇帝借用自己的名声，说服士人而已。

这让他一直对此不太热心，恒产论被提出后很久都没有继续深入，就是因为钱谦益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不愿意为刘宗周做嫁衣。

如今看来还是做的差了，如果早早把恒产论深入完善，皇帝可能早就会把他提升为大臣，不至于蹉跎这么久——

这次他被加衔承政大臣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苏州的事情上支持皇帝，鼓吹践行“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恒产论。让很多苏州士绅，对此无法反对。

此时的钱谦益，已经隐隐感觉到：

自己后半生的荣辱，就在恒产论上面。

无论他当时提出恒产论时怎么想，是真心还是假意。今后他都要践行恒产论，把这个理论完善。

——

和钱谦益同样有感悟的还有刘宗周，他对苏州的事情虽然没有深入参与。但是他按皇帝要求拟定的礼法条文，却成了苏州奴婢被释放的依据。

这让他更加感受到礼法的威力，对皇帝用礼乐治国，发自内心地赞美：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当今陛下，就是这样的王者啊！”

“历代先贤的夙愿，我必为之实现。”

这一刻，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重大使命。孔子、孟子、韩子、朱子等人的教诲，都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发誓一定要按圣人教诲重制礼乐，让大明走到礼乐治国的正路上来。

他的学生黄宗羲，却没有这样乐观，向老师道：

“先生，陛下确实是在重制礼乐，但并非全按先贤教诲。”

“他想做的，是太祖、成祖那样的君主，甚至学习世宗皇帝。”

“尤其是喜好声色这一点，何曾按圣人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