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

“可太学府的小说家不同。”

刘瑞从榻上坐起身子，伸手就想甩掉这些文学垃圾。

一旁的宫婢默默上前，准备收拾即将到来的带子雪花，谁料刘瑞突然朝她瞥了眼，然后把手里的文章交给李三：“朕想取消小说家的太学名额。”

随后又将这一念头彻底否决：“算了，还是留着小说家的太学名额吧！”

在公众看来，养着这群样板戏的制造者无意实在浪费税收，可文字创作不能只算经济账。

尤其是在高后惠帝松开束在民众身上的“紧箍咒”后，文帝为随“宽刑”的名声又更进一步，导致刘家被人架上道德的高地——至少是文学“自由”的道德高地。

司马迁写《史记》时，汉武帝是不怕对方编排自己吗？

不，他也怕，而且比下罪己诏时怕得更狠。

然而比起《史记》“败坏”他的名声，他更怕因此事留下更多骂名。就好比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嘉靖不敢处死海瑞——一旦海瑞因谏而亡，那么他在儒家乃至整个民间会直接封圣，连带着让嘉靖的名声臭不可闻，甚至动摇清流乃至勋贵对皇帝的支持。

清廉忠诚如海瑞都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他们这群没出息的混子又该当如何？不过是兔死狐悲吧！

既然不能收回放给清流们的管辖权，那么在清流里插入自己的声音就是堵不如疏的最佳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还可以左右清流里的内部声音。

毕竟刘瑞除了通过太学府来收编民间的小说家们，更是靠太学书院和国库的造纸速度，出书规模将民间里最强大的儒家音量都打了下来。

任你花了五十年的时间也扛不过有皇帝支持的正规军下场。

不合适地形容一下就是老美的廉价货物冲击平静的南美的市场，滴水穿石的细流遇上粉碎巨岩的瀑布——无论是规模还是强度，亦或是组织能力都不是那群为爱发电的民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