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摇了摇头，继续问道：“民如何治官？如何治国？”

大黄解释道：“眼下官员治理地方使用的政令，以及惩罚犯罪使用的律令，都是秘不示人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权力和律法的威严，让百姓生出崇敬之心。”

“百姓不知道自己偷窃的下场是挨鞭子还是砍脑袋，所以在犯罪之前就会三思而行。他没有机会去反复试错。同时，这也能保持官员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可是这样的处事方法，只会更加助长官本位。因为权力和律法的解释权在官员手中，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徇私枉法，或者公报私仇。”

“不如把政令、律令以明文的形式展示给百姓，让每个人都能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做错了事情有什么惩罚。用万民去监督官吏。”

孔黑子插话道：“其实，某并不赞同这种方法，礼者自上而下，而黄相所言以民治官，则自下而上。不过，某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同意黄相。”

伍子胥闭目沉思。

他想找出反驳的理由。

然而想来想去，一无所获。

以官治民，弊端重重。

自己在宋国看到的就是。

黄相说得“官本位”、“父母官”、“官大一级压死人”也都是。

这种方式，必然会源源不断产生垃圾。

反过来，以民治官。

虽然闻所未闻，而且有悖逆的嫌疑。

但是正如黄相所言。

官为什么天生就要比民高一等？

官存在的意义不就是帮助国君更好的治理国家吗？

把国家治理好了不就行了？

说句不好听的。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官就是这个弓，就是这条狗。

它注定只是一个工具，在特殊时期有特殊功用，既不崇高，也不伟大，更不永恒。

所以，黄相说的并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