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嗐，砚哥，他们也知道不可能，这是故意给讨价还价留的余地，按大家的想法，这次叫歇能涨两元工钱，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赵国砚闻言，立刻将其标记下来。

这很可能是本次印刷厂叫歇最重要的情报线索，无论任何时候、任何谈判，只要有一方提前摸清了对方的预期和底线，就相当于牢牢掌握住了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权，进而制定出相应的谈判策略。

倘若涨两元工钱，就能使绝大多数劳工心满意足，那就说明这份价码还有继续压缩的空间。

再将这份价码按照三六九等区别对待，劳方极有可能自乱阵脚，化作一盘散沙。

赵国砚接着又问：“明天劳工叫歇的地点在哪？”

“城西三纬路，”瓜皮帽应声回道，“他们说那条街上有洋人的领事馆，衙门不敢轻易动手，还能方便把事情闹大，才能扩大叫歇的影响。”

“时间呢？”

“上午九点。”

瓜皮帽的回答相当干脆，心里没有丝毫愧疚可言，他也完全不认为印刷厂的劳工算是个整体。

事实上，他因为不识字，所以只能在厂子里当装运工，卖着最苦的力气，挣的却是最微薄的薪水。

有句心里话，瓜皮帽从来不曾跟人说过——其实，他有点憎恨那些排字工。

在他看来，那些人的工作实在太轻松了，无非就是在厂房里码码字、刷刷纸、调调墨，平日里风不吹、雨不淋的，挣的工钱就比他多出一大截，凭什么？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真正令他心生恨意的，其实是那些排字工平时对他的态度。

倒不是说他们欺负他、辱骂他，而是轻视他、甚至瞧不起他，仿佛他这样的装运工，根本不配跟他们那些排字工相提并论。

办公室里的文员会计，瞧不起厂房里的排字印刷；厂房里的排字印刷，瞧不起外头的装运苦力。

现在印刷厂准备叫歇，他们又说大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