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舞蹈班，报名旁听大学的生物课，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都有课。整个夏天忙个不停。“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汉娜呢？他们把汉娜的摇篮搬进阁楼上的卧室，那里堆放着他们不再想要的东西，甚至等汉娜长大一点之后，他们也会时常忘记她的存在——比如有天晚上，玛丽琳在餐桌上摆了四个盘子，直到汉娜来到桌边，她才意识到少拿了一个。汉娜也仿佛明白她在家庭这个宇宙中的位置，她从安静的婴儿成长为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孩：她喜欢躲在角落和柜子里，还有沙发后面、桌布底下，退出家人的视野和脑海，从而确保家中的领土划分不会出现丝毫的变动。）

现在，距离那可怕的一年，已经过去了十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其他人而言，1976年也并非寻常的一年，这种反常在那个出奇寒冷的冬天达到了顶峰——报纸的头版赫然印着《迈阿密下雪了》这种标题。十五岁半的莉迪亚刚开始放寒假，再过五个月，她就死了。那年十二月，她独自待在屋里打开书包，拽出一张物理试卷，卷子顶端用红笔写着“55”。

生物课一上来就非常难，不过，通过死记硬背“界”“门”“类”这些概念，她通过了最初的几次测验。接着，课程变得更难，但她还算幸运，坐在她右边的男孩学习努力，字写得很大，而且从来不遮挡试卷上的答案。“我女儿，”那年秋天，玛丽琳对伍尔夫太太——也就是伍尔夫医生——说，“是个天才，在一门大学课程的考试中得了a，她也是那个班里唯一的女孩。”正因如此，莉迪亚从未告诉母亲，她并不明白什么是克雷伯氏循环，也无法解释有丝分裂的原理。当母亲把大学发来的成绩单装进相框里的时候，莉迪亚把它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假装在微笑。

生物课之后，玛丽琳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今年秋天，我们直接让你选修自然科学。”她说，“搞定了大学生物课，我相信高中物理也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