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作则，在拿出更有效解决办法之前，政委就得带头上。这是韦泽立下的规矩。政委们能拥有凌驾军事长官的地位，靠的就是政委们这种表现，靠的是政委们的付出乃至牺牲换来的。

如果仅此而已，只要不怕死的就能胜任政委的职务。而现实中绝非如此。政委们的地位靠的是能解决思想问题，让整支部队拥有更科学的态度，让整支军队拥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设立政治专业的根本理由。

祁睿来北美之前和父亲韦泽谈起过这个问题，韦泽的说法并不复杂，“一名政委不是一个靠嘴就能创造世界的人。政委为何能成为军中的第一人，而不是实际指挥战斗的军事长官能够成为军中第一人。就是因为政委可以让部队的同志理解道理。政委本人固然拥有极大决断权，但是政委本人不该是个铁面无私的判断者，而该是一个能够引领大家通向更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思路的引领者。”

这说法让祁睿感觉非常迷惑，不过一实践。祁睿就发现这里头的道道了。他当然可以用“对和错”来判断班长或者骑兵部队的行动，至少从表面上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从事实上必如此。

骑兵们的嚣张的确令人厌恶，可骑兵们也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老爹韦泽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直白的讲，那就是“一码归一码”。即便是骑兵们的确嚣张过，与他们在冬雨里面行军又有什么关系？

即便有雨披，在冬雨天气里头整日行军也少不了抗风挨冻。想让人和马匹维持体温，就需要消耗巨大的体能，即便骑兵不嚣张，他们已经在面对非常严酷的考验。嚣张的结果不过是让骑兵多跑些单纯炫耀性质的路程，这么一段路程和骑兵们必须完成的路程一比其实比例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带来的实际结果，嚣张带来的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任意挥霍力量带来的是百上加斤的效果，可这百上加斤也往往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便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