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官员通通要被问责。
因为调查时间段跨度很大，很多官员都有在九边任职的经历，圣旨下达后，人心惶惶。
谢迁这边朝官拜访的频率明显增加，他的府邸多了很多拜帖，长安街小院门前有人等候，甚至连他进宫时也有人在宫门口堵他，就为了跟他见面说事。
谢迁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自己惹来的麻烦自己解决，我一概不问。
刘瑾打着皇帝的旗号行事，从中下层官员和普通民众的角度而言，这是反腐，揪出贪官污吏，是大好事，只有朝中曾在九边为官的人才知道其中的水有多浑，谁也不敢说自己绝对无辜。
谢迁本着的态度就是凡事不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这边安安稳稳便可。
有什么事，别来找我，我不会给你们说项，甚至陛下和太后问及这方面的事情，我也插科打诨蒙混过关。
进入正德元年二月后，一切都跟弘治十八年情况不同了，朝中刘瑾大权独揽，几乎所有事情都围绕刘瑾转。
甚至连各地奏本到京，也不先走通政使司而直接去了司礼监。
刘瑾为防止内阁票拟不合他心意，或者被谢迁截留奏本直接面圣，刘瑾便想出一个主意，那就是让各地到京奏本，一律一式两份，一份以红揭为标示，先送到司礼监让刘瑾提前知晓，称之为“红本”；另一份则不以标志，在刘瑾审查无碍后，送到通政使司走内阁票拟、司礼监朱批的流程。
如此一来，刘瑾等于说所有事情先于内阁知晓，再也不会出现之前谢迁截留奏本上奏而刘瑾完全不知情的情况。
谢迁就算明知道刘瑾搞花样，但地方官员惧怕刘瑾权势，在接连十多个知府、知县罢官后，不得不听从刘瑾吩咐，以至于内阁于此时已有名存实亡的征兆。
……
……
二月初十，傍晚。
谢迁从文渊阁回到他位于长安街的小院，来到书房等候仆从准备晚餐，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