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甚至崇祯皇帝也信过一阵子）等著名学者，都是有名的中国教徒，可见其影响之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变得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利。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了。

如果仅仅是信仰上的冲突，问题倒还不大，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闻不问，孙纲也知道，中华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使五十多个民族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年里也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信仰方面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孙纲在起点看书这么多年了，在好多异世穿越和仙侠神话题材的书中，甚至可以说n教合一了，照样看得很爽），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传教活动已经有些变味儿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当时的欧洲列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这帮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

和同样毁在基督教向外传播中的中美洲古代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的儒家文化早就渗透进了人口众多的中国人的生活，西方传教士们根本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入教，西方传教士们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