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国民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盛，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民和国家的“共同达”，而“国民”和“国家”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夫以国家而使国民得其安全达，又以国民而使国家得其安全达，此为国家政体之目的。若偏重于国家，则必减少国民之幸福；若偏重于国民，又必摇动国家之根本。究之一方之

达亦不可得，遑论二。故惟有并重，而无可偏歧

蔡锷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目前新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也就是说，国民性的改造是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设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条件。“目前规制未全备，民智尚未大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

中国现在的情况，正好处于“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如果忽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中国的各方面改革仍将陷入倒退，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能由表及里”，终将无济于事。

孙纲对蔡锷的看法表示了赞同。

他毕竟是从后世穿越来的，关于这个“国民性”的问题，他深深地知道，即使是在后世，也并没有解决好。

梁启就和孙纲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可谓至哉斯言。

在真正的“大同世界”出现之前，这句话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蔡锷还认为，应该把“国家”塑造成为“国民”身体和精神忠诚的唯一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希望通过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来重振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使中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蔡锷指出，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倡导“军国民主义”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现在中国面临着外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则以“尚武”为目地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