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自伊凡雷帝时代以来俄国的史无前例的可能投降”。因为在俄国历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潮流之一，从以前沙皇时代的十二月党人、民粹派到此后的布尔什维克，在阐述政纲时无不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从而唤起国内各族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可是这一次以列宁为的布尔什维克却同德国签订了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这个条约的苛刻程度用德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没有过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更严重的一次性吞并另一国领土的政治行为。”如果说苏俄政府仅仅是为了退出战争而选择这样屈辱的和把家底都赔光的高昂代价的和平，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列宁不顾国内的激烈反对甚至以辞职相威胁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目的，引起了全世界对此极度关注的人们的种种猜测，伍廷芳的说法无疑也是这些猜测当中的一个，但如果从他和许许多多个经历了国家内忧外患到快展的跨世纪的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份和约的签订，伍廷芳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

解除了后顾之忧获得了喘息之机的苏维埃俄国。如果调过头来挟国内革命胜利之威将民众的不满转向东方富裕的中国进行泄，可以获取经济和政治及领土上的多种好处，一举而数得，对急于摆脱困境的苏维埃俄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是记忆犹新的。

伍廷芳的这句“失之于西，取偿于东”的话明显的引起了很多人的震恐，会议的气氛一时间变得更加紧张，仿佛大战即将到来一样。

“不管这苏俄政府是否有此意向，我们都应该提早加以防备，”工业部长张謇沉声说道，“即使他们现在不这么做，也不能表明他们将来没有这个意思，我本来是担心我军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无法占此幅员辽阔之地，因此反对我军进入鲜卑利亚俄国境内的。可现在看来，为子孙万代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