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

商人无法买卖，渔民无法出海营生，大批居民流离失所。“迁海”造成“地方凋零”、“四乡无墟市”的悲惨情景，严重妨碍了廉州沿海经济的发展。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又称“时以迁居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又上演一轮家破人亡的拆迁悲剧，钦廉沿海居民首当其冲。

接着，殃及到涠洲、斜阳等海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岛上百姓顿失生计，不得放弃家园内迁，或远逃海外谋生。

康熙十一年（1672年），廉州府人口下降为“男妇共三万零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合浦县男丁只剩下3076人，妇女为5468人，人口生产力遭到极大损害。

此时的防城县亦在复苏中，此期间一些壮瑶从山林落地耕种，补充了一些人口，但依然经济困苦。

清统治者不许商船私往南洋贸易，凡偷往外洋，“令解回正法”。对早已出洋的商贾，“俱不准回籍”。

严厉的“洋禁”令，只换回部分海外流民。更多的商贾、渔民被迫选择了用脚投票，无奈地飘零海外，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又重申洋禁，先后颁布了禁止五谷、金银铜铁出洋的种种禁令。当时限制海船载大米不超过5石，船桨不超过两支，只准带腰刀、弓之类的武器，而对火炮、鸟枪、火药严加限制，并发牌照规定航海范围和天数。

这些规定，特别是武器的限制，给西方海盗和安南海寇提供洗劫商船的方便。“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虽处于防“寇”、防“盗”，实含有拒绝“通夷”的意向。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不许民居涠洲岛，开垦田地。

嘉庆十二年，“洋匪通踞涠洲为巢”，“逐勒碑永远封禁”。

1789年，清廷廉州官府制订严厉的“海禁”章程，“将涠洲、斜阳二